父亲从未上过学，却一直珍藏着一枚武汉大学的校徽，那是好多年前一位下乡的知青留给他作纪念的。
每年除夕，吃完团年饭后，父亲总会把我和弟弟以及隔壁的几位堂兄召到一起，然后从柜子的深处摸出一个纸包，纸包拆开了，从里面露出一个裹得很精致的手帕，手帕又一层一层地揭开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那个亮晶晶的长条形牌子。
其实那样的牌子以前我们也见到过。同村一位大哥哥每年寒暑假从外地回来时胸前就别着那么一个牌子。大哥哥太伟大了，连一年到头总虎着个脸的老村长都会向他点头哈腰。他与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就因了这一点极度的崇拜心理，那时我们都以为那个牌子对我们而言是没有丝毫用处的。再说它也绝对没有一个弹弓好玩。所以在最初由它引起的一点好奇感消失了之后，我们对于父亲那例行的仪式常常感到不耐烦。但他那虔诚的模样又使得我们不敢有丝毫的表露。
除了神圣之外，从父亲那里我再也不曾获得更多的关于校徽的印象。只是在若干年后，当我在县城念中学期间偶然读到一些名人的回忆录时，我才明白校徽对于一个学生的特殊意义。那时，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点起蜡烛，想像着一群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戴着各种各样的校徽，或汹涌着奔向远方的大海，或促膝着探讨人生的玄妙，或独自一人在清晨的草地上琅琅读书，或三五成群在拥挤的公汽里侃侃而谈……那该是一幅何等美妙的景象啊！于是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会拥有那份辉煌。
终于考上了大学。一个月后班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校徽。那一刻整栋宿舍兴奋不已。同学们都先后别起了那个锃亮的牌子，互相摆弄，互相欣赏。仿佛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生的形象从那天才开始真正确立。
然而兴奋也就那么一会儿。到下午上课时竟没有一个人戴着它走进课堂。更别说什么走出校门了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有同学叫嚷着自己的校徽不知躲到哪儿去了。
冲着父亲当年的那份虔诚和自己曾有的那番想像，我把校徽保管得好好的。第一次从学校返家时我甚至把它带回了家。父亲见了，只是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种惊喜，我这才忆起自从率先在村子里建起一座小洋楼后，父亲再也没有举行那个仪式已近十年了。难道他早已忘了当年对我们的期望？那个武汉大学的校徽又到哪儿去了呢？
去年在《大学生》杂志上看到有人呼吁大学生佩戴校徽。隔不多久，本校旅游学院也有人贴出了类似的海报。北京的我不知其结局如何，但本校的我是很清楚地知道后来没有了下文。
我还很清楚地知道，在大学生“越来越不值钱”的今天，在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，在学生的纯真日益被过早地世俗化的今天，这校徽是再也不可能戴起来了的。
虽然我更希望它不只是一种曾经的时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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